正是因为司法商谈机制高度的民主性基础以及极大限度的参与性，它能够将不同视角的多元评判价值都纳入商谈式沟通的运行程序之中，从而使得司法裁决结果具有更具广泛意义的合理的可接受性。

正如前文所述，法律的执行才是国家法与具体的群众生活之间的互动环节。换言之，派出法庭的真正任务是巡回执行，解决执行难问题。

首先，法官职业化的推进一方面塑造了司法知识的专业化形象，另一方面也树立了专家与大众之间的冲突。相对而言，在审执分离体系下成长起来的阿洛，一方面精于法律知识，另一方面却切断与真实社会的信息沟通。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到2004年，城区派出法庭全部撤回，全国派出法庭撤并近半数。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领导当代中国各方面事业的核心力量，而且也是基层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一个组织、动员、整合和表达机制。这种敌视的政治文化常常割裂如鸡尾寨的彝族人与法院人的联系。

精英与大众、知识与习惯、审判与调解的区别使得法治精英和基层群众之间在精神上日益分离，这一倾向更是导致大规模的派出法庭撤并，从物理层面割裂了基层法官与群众的联系。导演在每个寨子中安排了两个案件 (见表)。据此，中国以身作则，不但积极促成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成立，还高效地筹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空前的投入推行规模宏大的一带一路构想。

正如老子所云：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为此，中国大力推行一带一路这一宏大的愿景与行动，不刻意追求一致性，而是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旨在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与责任意识，它将国内与国际问题加以综合，将全球以及全人类作为一个反思单位，超越了国际法上主流的国家本位主义，或是西方文化中的民族、个人本位主义思维。（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 来 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2月7日第1390期 进入 罗欢欣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法理念 。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不否定国家主权的平等地位，而是把世界理解为一个相互依存且不可分割的单位，从综合的视角重新定义人类世界的长久利益、价值和责任。在分裂性思维与强权制度框架下，弱者既没有义务、也不会心甘情愿地与强者合作去维护强者的压迫与剥削，而是最终奋不顾身、不择手段地进行反抗。

所以，传统的民族国家逻辑让社会秩序的规范主要停留在国家单位，兼及国际组织与个人，这与国内国际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已然难以分割的局面相悖离，使真正的世界性利益与世界性问题均不可避免地被忽视。这种强权逻辑只会助长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让弱者丧失信任感并促使极端主义滋生。可见，强国并没有为世界整体的秩序建设投资，而是为建立分裂性的利益集团以及开展军备竞赛和武装干涉投资。这种思想忠实于世界多元一体、真实并存的自然现实，可以从根源上避免西方文化中的异端观念产生。

有学者指出，很大意义上，西方对征服的迷恋不是出于恶意，而正是出于作为意识或潜意识的使命感。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世界的完整性不是由排外的同质化形成，而恰好是依靠内在的多样性和谐来维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虽然脱胎于中国古老的传统和文化，但它实质上是洞察了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的真实样貌与人类根本层面的需求。所有复杂的恐怖主义、民族宗教分歧，或者如亨廷顿所言的文明冲突论，抑或战争、迫害和征服，几乎均可以从分裂性思维中找到思想根源。

据统计，战后的全世界共发生了200多起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造成2000多万人死亡，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2倍多。在这一逻辑思维下，强者不是让弱者不想反抗，而是采取扼制、强行干涉等强权办法，使弱者没有能力反抗。

不同的民族国家可能陌生、遥远或疏离，但并非先验地对立、不可容忍和需要征服。从而，在形成国际法规则的条约协商或习惯法的意识与实践过程中，各国理所当然地只看到属于国家的利益，而难以看到属于世界的利益。

为秩序建设重新定义大国责任 以国家观世界方法所构建的世界想象，是一种国家间的国际关系形态，其发展过程中，可能把统一世界按照亲疏类别，又理解为分裂的至少两个或多个世界，在这些世界间再进行残酷的排异斗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创造了一种新的思考世界的方式，从更高层面去衡量国家本位主义所无法衡量的大规模问题。既然人类世界是命运共同体，那就不刻意划分内外，没有不可兼容的异类。由此建立起来的国际法治图景，仍然在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世界秩序中运行。科技、经济与信息的一体化使全球化日益加深，在这个地球村里，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纯粹的国内问题已经难以存在。一旦各国在思想上不认可人类命运的共同性、不相信世界本质的一体性，人类就会不可避免地基于其自己所想象的分裂而在行动上排斥异己，甚至诉诸武力，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进行征服与殖民。

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中国对国际治理与人类前途的深刻思考，在国际法上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作为事实存在的全球化问题，或者被伪装成普遍价值成为超级大国的利益诉求，或者流于口号而被各国多元化地解释，最后仍然不过是从各自民族国家利益出发来决策。

这是民族国家主体思维与异端模式的通常想法。惟齐非齐、和而不同，要想做到真的平等，需要承认不平等的现实，要想实现真的和谐，需要尊重不同的存在

在宪法基本权利领域，一套成熟的基本权利教义学说有助于基本权利内涵的稳固化，并防止其相对化。[8]注释法学将罗马法视为绝对正确的法以及成文的理性，它开创了第一个权威学说体系的先声，也构成了今日欧洲法教义学的先驱。

国外的方法论学者多为某一部门法领域的专家，他们的方法论主张与对部门法实务案例的接触密切相关。[24]法的科学性无需向外寻求，只需去法和法教义学的体系本身中寻找。[37]而在19世纪后实证主义占据主流的时代，法与其他领域、法教义的权威与其他权威逐渐区分开来，法教义的权威一般被认为来自于实在法规范本身。这些超越实在法的理念本身不能从法律体系内部得到证立。

一方面，这确保了个人的自由。作为方法的法教义学既能促进法的安定性，又有助于融贯法律体系的建构，因而对于任意类型的法治都具有重要意义。

法教义学的更高形态体现为，它可以在不改变法律体系之制度框架的前提下为法律体系寻获理念基础，并以此来重述法律体系。由于当代各国法律体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相互影响和借鉴的产物，一些基本概念如法律规范、法律效力、权利、义务、违法、责任、制裁等，基本存在于所有类似的法律体系之中，如此就产生了关于实在法的一般法学理论即一般法学说的需要。

[90]例如，为什么法不禁止即自由这一准则只适用于私法，而不适用于公法？法律部门间的这种不融贯可以用如下理念来证立：在缺乏有约束力的法律规则时，个人必须享有最大的自由。要证明法教义学与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就要证明法教义学既能促进法的安定性，又有助于建构融贯的法律体系。

[15]同时，历史法学将历史的与教义的作为对立概念来使用。[53]本文涉及的是第二种意义，即法本身的安定性，它大体囊括了这样几层含义：其一，公民可以基于法律获得关于其法律地位以及这一地位之法律条件的信息（可知性）。无论如何，法律评注对于中国法学和法律体系的未来至关重要。在德国，许多法学家开始了所谓的历史性反省。

接下去就是民法典的实施问题，而民法典的评注对于民法典实施的意义不言而喻。其次，法教义学能促进法律内部体系的价值一致化。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德国法治实践提供最大智识支撑的并不是哪一本学术著作，而是一部部卷帙浩繁、体系恢弘的法律评注书。法教义学的形式性使得法律主体不会因其世界观与文化特征而受到歧视，使得既有判断体系化与一般化。

[83]参见前引[33]，拉伦茨书，第258页。司法裁判是一种说理的活动。